從高志活被拒入境、陳巧文和支聯會被支持奧運的內地大學生打等事件, 香港的言論自由去哪裡了?
由一開始就覺得整個有關奧運政治化的討論都是徒勞無功的, 有哪一屆的奧運是不政治化的呢?
事情的發展, 真的是越來越膠, 火炬手的名單, 也都算了; 高志活被拒入境, 已經是一種恥辱; 和平表達意見的橙衣軍被人打, 簡直是文革復活。
李天命先生說過當世有三大盲潮──相對主義、偽專管理主義以至濫人權主義, 我看應該加多一種, 就是雪恥型的民族主義。除了無奈, 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可以形容現在複雜的心情了!
早在一年前, 筆者曾經寫過這樣的一段文字：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特殊作用
在 充滿創傷的中國歷史之中，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侵略代表了中國人的屈辱，排外的民族情緒就像山河暴發一般不可收拾。上一節提及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現代化帶 來的自我認同以至價值歸屬的危機，都替中國人帶來巨大的虛無感，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簡潔」的意識形態，為民眾提供了重要的認同感依據。相對於自由主義，支 持民族主義不用懂什麼高深的學理，在政治上更是絕對安全，只要高舉「愛國無罪」的旗幟就可以了。這種心理上急需一些價值填補空洞心靈的狀態，再加上民族歷 史的創傷記憶，便形成了中國獨特的「雪恥型民族主義」（許紀霖，2005）。 這一種民族主義的復興和近日的「大國崛起」，甚至是「懲治漢奸言論法」的討論等現象的形成是一脈相承的。在現代化的巨輪壓迫之下，昔日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 為迷失的人們提供什麼出路，渺小的個體只能棲身於群體的話語之中才能感覺安全。一切個人的屈辱只要涉及外邦就不再是孤立偶然的，民族主義的話語權因此被有 意識地擴闊了，成了保護自身的護身符──不被外國名校取錄就是因為「歧視」中國人；聽日本歌買日本貨就是媚外；國足不甘受辱打架為不少國人所支持；為了「懲治漢奸」而犧牲言論自由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按許紀霖的說法：「借助於民族主義的解釋邏輯，個體的不幸遭遇將得以與民族的苦難命運有機地合爲一體，由此超越了個人的卑微感，上升爲一種悲壯體驗。而日常經驗與抽象理念互爲增援，不斷地加固了民族主義宏大敍事的建構，最終爲身處社會變遷壓力的人們提供了自我認同和價值歸屬的可能。」（許紀霖，2005:14）
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薰陶，中國人個人的情緒記憶就像「附在一種無處不在水銀瀉地般的意識形態文化上」（胡發雲，2007:147）。中國的文化記憶像是座落在一個完全的真空之中，沒有任何的倚靠，對某些親歷文革苦難的人來說，這就等如「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胡發雲，2007:147-148）。 他們唯一可以憑藉的，似乎就是中國人這個身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經過文革和六四的雙重打擊，文化的真空只有越趨嚴重，但人們似乎還不想面對苦難的過去， 自由主義的多元話語只能是無力的，激進的民族主義乘時而起，再加上中共從中的推波助瀾，種種的傳統文化熱如「論語熱」、「孔廟熱」、以致於對民族主義的熱 愛，也都是當局強化舊有意識形態從而重塑政權合法性的嘗試，這一類的政治干擾，使得自由民族主義的話語幾乎成為幻想。人民種種對政治上以及民生事情上的不 滿，因為未能夠在體制之中好好疏導，激進的民族主義就作為一帖猛藥，把人民的怨憤推向外部，轉移他們對國家施政的不滿。
集體安全的快感, 是要透過對他者的反抗而確立的。面對愛國的「潮流」, 我們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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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支持陳巧文同學 (重點在討論串)
Fongyun: Goons – you prove it your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