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寫下這篇憑弔六四的文章，我把自己寫過有關六四的文章重新看了一遍。想寫下些什麼，卻發現原來自己沒有什麼新鮮的觀點。
由於自己早已認定六四的真相就是一場大屠殺，所以我對於尋找真相的意欲，其實遠遠不如身處國內的八十後。
那麼，六四給我的意義何在呢？除了每年的六月四日到維園憑弔一番之外，這段歷史對於我來說其實是陌生的。一九八九年，我只有四歲，沒有親身經歷過學運的激情。長大之後，在朋友的介紹下看了紀錄片《天安門》，聽著一個又一個既鼓舞人心又使人神傷不已的故事。除了是年輕時那躁動不安的衝動，模模糊糊嚮往著那追求理想、不屬於自己的時空，六四的歷史，其實是與我斷裂的。
梁文道的文中引用一個內地學生對六四的理解：六四只是云云中國五千多年歷史的一個事件，其實沒有多大不了，為什麼我們要那麼在意呢？身為八十後的我，這個問題其實尤其尖銳，因為說到底，除了時間上比較接近，六四其實和其他中國歷史事件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我不是在為中國政府當年出動軍隊血腥鎮壓說項，我只是在反思自己對歷史的傳承能夠去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比方說，為什麼我對錢理群先生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學完全沒有什麼感覺呢？如果說一九五七年同樣是中國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份，為什麼自己對一九八九這個數字特別敏感？
我一直以為是因為自己對民主自由的執著才會重一九八九而輕一九五七，因為自己對歷史的無知，才會認為一九五七年比一九八九較不重要。但當我在大二的時候看了《尋找林昭的靈魂》，才知道自己真的錯得很徹底。於是我拚命地看中國近代史的史料，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史景遷的《天安門》、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很艱難地拼揍著那不屬於我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理當如此的年代，就是像林昭的不屈、像章伯鈞的堅持……我才慢慢地理解這個國家的苦難是什麼一回事，「愛黨不等如愛國」這空洞的口號才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我發現推動自己一直堅持不斷檢視六四的原因，不是因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而是我無法接受自己文化根源的地方和我政治上認同的理念如斯南轅北轍，結果就是發現自我身分認同的斷裂。我曾經認同殖民政府的統治，被殖民政府洗去對近代中國的想像和熱情，縱然自己熱愛中國歷史，對中國近代發生的大事件也曾是不甚了了。六四之所以和五七有所不同，正如梁文道所分析，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這跟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追尋六四真相的心態其實如出一轍。在香港這個城市，當權者有意識地為個人形塑沒有傳統文化的過去，所謂的國民教育就是共產黨黨國一家的那一套政治話語。我越來越發現沒有文化認同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繁榮經濟是不可能成為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要活得踏實，就得抓緊自己的文化認同，六四民運適逢其會成了我真正了解自己國家的一個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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