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自由主義者。
在香港如此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場，可算是再平凡不過了，有哪一位香港人不是以「經濟自由之都」來理解香港的呢？
不過，在我心目之中，自由主義者的終極關懷，並不是政治立場上的左與右，亦不是資源再分配程度的深淺。這不是說政治自由不重要，更不是忽視政府資源再分配的功能與責任，只不過，所有政治上左左右右的爭論，在我看來，最後都必須體現對個體的尊重；任何資源分配的安排，都必須有助於個體於社會中實踐自己的潛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個體必須優先於社會而存在。
這不是說，個人可以脫離社會而能夠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一個人生下來，他生活中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均會深深地影響他如何實踐自己的人生計劃。沒有社會、沒有群體生活，一個人的生活跟Into the Wild沒有區別。
只有在極權制度的壓迫下，才會看得到個體的輕與重：在國家機器下的卑微，顯出個體自由的可貴與重要。
近來看了兩部戲，一部是《搖滾東柏林》，另一部是《竊聽者的玫瑰》，故事背景一個在東德，一個在捷克，但大致都是描繪在極權政體下，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與反思。
自由，你可以理解她為政治上的種種權利，例如香港一直缺乏的人民選擇行政長官的權利。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蒜皮小事，也許更能反映一個地方人民是否能夠自由自在地過活。在《搖滾東柏林》中，德國少年們雖然口上說的校內讀的盡是共產黨忠黨愛國的一套，但骨子裡卻愛極了滾石，嚮往自由自在的愛情。為了抵抗極權政府的控制，在Sun Alley的東德人想盡辦法接觸外界，甚至假扮西德人逃走。片子對共產主義極盡諷刺嘲弄的能事，讓我同時想起在兩德統一後仍然欺騙母親共產東德仍在的Goodbye, Lenin。
《竊聽者的玫瑰》故事相對沉重。一位德高望重的捷克教授，曾有份聯署七七憲章，以抗共聞名於捷克，更獲得捷克的人權獎項。在一部電視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教授在昔日抗共的黑暗一面漸次被揭露出來。爭取自由、對抗極權的背後，所換取的是另一名異見人士一生的幸福，為社運付出的，是向邪惡勢力妥協和交易所失去的正義心靈。
爭取自由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面對極權，人民必須付出血與淚，才能爭得自由，血是為抗爭而死的鬥士所流的，而淚不單是為鬥士而流──更為革命時期以集體之名而受壓抑扭曲的千萬心靈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