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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來街工什麼也不懂。不是沒有知識的那種不懂，也不是沒有目標的那種不懂：回答街坊的問題不難，只要勤力些牢記政策細節就可以了；目標就大抵要做些有意義的事，幫助街坊嘛，總之就是街坊有要求，便去盡力的做。
第一次的思想衝擊，來自於江仔。記得有個街坊，被家人騙了幾千萬，更「著草」去了澳洲。江仔要我協助他，幫街坊聯絡澳洲國際刑警。聯絡刑警後，便應街坊要求找香港警方。後來又應街坊要求，用了一整天把街坊的口供翻譯成英文，不料被江仔鬧了一餐：你咁樣被街坊牽著鼻子走唔得喎，會中招的。
後來跟江仔到洪水橋，見一個老伯伯和老婆婆。伯伯口不能言，因為要插喉管；婆婆的身體好一些，和伯伯住在自己搭建的鐵皮屋，原來他們是一對拿不到綜援的公公婆婆，因為不符合七年期的規定。只見江仔望了他們一會，怔了一下，便說了句，「我地去告政府啦。」後來江仔對我說，他也想不到怎樣做，告政府是無可奈何的「策略」。
後來自己遇到一個伯伯，被人呃買了類似雷曼的衍生工具，蝕了三十多萬，銀行不認脹，因為伯伯在所有的「風險評估」的文件中都有簽署，但問題是他不識字的，只識得寫自己的名字。警局不受理，傳媒報導沒回響，阿忠和銀行見面講數不成功，金管局拖了一月又一月……後來伯伯天天在銀行分行發難，兩星期前他打電話給我，說銀行賠了八成的錢給他。
什麼是「做case」？如何才算是「處理得好」？這是我到現在也解答不了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