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左右之爭實在令人厭悶。
厭悶之處在於其討論範疇之狹隘，激進的便是左翼，保守的便是右翼，且不分其內涵。
重讀Daniel Bell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以香港的標準來看，批判資本主義的，還不是左翼(左「膠」)書嗎？
Daniel Bell卻開宗明義，自稱「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文化方面的保守主義者」。
他認為社會必須確定一個滿足基本需要的所得水平，有程序公義確保個人所應得受到保障，以任人唯賢的原則確保社會能夠獎賞有成就的人；而社會必須要強調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尊崇傳統，作為維護文明秩序的必要條件。
對大眾享樂主義及過度消費行為的批判，並非一定立足於左翼的階級批判；由社會結構的演變出發，論證消費文化對新教倫理的侵蝕，以現代性的缺失和信仰失落，來批判種種美化資產階級社會的論述與後現代藝術文化的出現。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觀點，卻更能從根本結構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假象。
Daniel Bell在書的前言寫道：「我相信，我們正佇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邊緣。現代主義的衰竭、共產主義生活的單調、無拘束自我的令人厭倦，以及政治言論的枯燥無味，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一個漫長時代行將結束。……我們正在摸索一種語言，它的關鍵詞彙看來是限制，對發展的限制，對環境開發的限制，對軍備的限制，對生物界橫加干預的限制。」
解決香港的困局，難道關鍵便只在於「拋棄保守，邁向激進」？在一片躁動與求變的氛圍當中，有不少朋友變得沉默，繼續堅持守護某些被認為不合時宜的價值，竟是越發困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