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命是對我最有影響力的哲人之一。也許大家都忽略了，他雖然以思方學著稱，但他早已經說明過，他要處理的哲學問題，就是最根本的生、思、死的問題：思方學處理思考的問題，而天人學則處理生死問題。
無論李氏的講法是否粗疏不夠深入，大抵他那種尋根究底的思考方式及直達生死問題核心的天人學，已經成為我人生思考問題的基本座標。「向下爬」哲學、對應宇宙終極本質的「牌局喻」、對應死後存有問題的「事恆角度」、對應宗教問題的「終極樂觀」，以至他後期發展的「天親意識」、「情侍精神」與「奧復視野」，都是我思考各類哲學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在華語世界的哲學文章中，幾乎再找不到這種直達哲學基本問題核心的視野了。
李氏的精英主義，以及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捍衛情懷，在其文章之中已經表露無遺。不要忘記他是牟宗三及唐君毅的學生。他經常念茲在茲，說做人只需要守住三條童子軍守則便已經足夠，可以理解他對於現今的網路討論文化是如何地輕視，對於信守承諾等基本做人價值，也自然會看得很重。
今次李氏對於副校事件的評論，大抵我也不開心了好幾天，但絕不會如某些評論般，那麼輕率地便否定過去某些的信仰和信守的價值，要燒書以表達決裂；也不會輕易地以「投共」的框架去分析，彷彿這個世界所有人的行為，除了投共不投共、本土不本土以外，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如果說我對李天命的回應失望，大抵我對這種討論文化，以至遺忘過去與脈絡的群眾，更有不可名狀的抑鬱與鬱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