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談六四，大都圍繞「遺忘」的主題，著力理解事實真相，梁文道的一句「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大概可道出這種情緒。
我想介紹一個從社會運動與國家關係去理解八九六四北京學運的學者，他的名字叫趙鼎新。
某程度上他十分「幸運」，1989年4月胡耀邦過身之時，他人仍在上海，5月13日他返回加拿大蒙特利爾，並沒有直接遇到絕食的學生。當然，6月4日的屠殺，永遠地影響這位攻讀昆蟲學的科學家，轉而研究社會學，研究社會運動與國家的關係。
這本《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是他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時的名著，大陸的著名網站「知乎」的條目，網友提及有關趙鼎新的評價，即便八九六四仍是禁忌，但不得不提及《國家‧社會關係》這書名及其在研究社會運動的貢獻。
趙鼎新在1993年在北京和蒙特利爾，分別訪問了40位及30位，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和老師。簡單而言，《國家‧社會關係》以學生動員結構、行動模式以至生態環境三方面切入，剖析在八九六四學運之中，與國家合法性之間的關係，從而推論當時社會運動發展產生的社會性條件。
其中一個少被人提及的論點，是八十年代中國大學學生控制系統的衰落，如何令學生得以在1989年變得「激進」起來。趙鼎新詳細分析毛澤東時代的層層控制的制度，即所謂的「內部控制」，由最高組織、通常是校黨委副書記負責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制訂控制策略，然後逐層拾級而下，到系黨總支副書記、系副主任、系團總支書記、最後到領導各班的班主任和輔導員，如何透過種種的政治工作控制學生的思想和情緒。
也許大家未必會聯想到，區區一個班主任的決定，會影響到學生運動能否持續累積。書中就訪問到一位老師，他在1986年時用打橋牌的方式勸誘學生不要參加遊行，但1989年他就什麼都沒有做了，因為他支持學生的做法。
我知道有更多對八九民運更有研究的朋友，或許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多談談，當中的經驗是肯定是共通的。例如趙鼎新連北京大學校園的設計、生態環境、甚至是學生宿舍的生活形態都有考量到，如何令當時的動員模式可以在426社論之後，一晚就可以動員到五六千個學生。香港的雨傘運動是否會有相類似的研究？除了一個個的故事，系統性疏理實在十分逼切。
定價50元，先排先得，港島線地鐵站交收。
謝謝Monica Fu以50元認購李歐梵的《人文文本》。借此機會宣傳一個有意思crowdsourced film project—「過渡壹日」，廿年回歸，或曰「大陸收番香港」，如果要你拍一段片，你會拍什麼？
我可能會選擇再拍一次陳果的《去年煙花特別多》—解放軍軍車魚貫進入上水馬會道的場景，然後在馬會道回歸紀念園，學習一眾香港軍事服務團的退役軍人，向解放軍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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