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這個城市，健康往往處於一個很微末的位置。
近日衛生署發佈「第二次人口健康調查」，衛生署署長陳漢儀的回應指，港人超重或肥胖的原因在於「可能食多左好野」。署長的講法反映政府在處理香港公共衛生事宜的想法，基本上完全忽略了環境因素以至政經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以至於《眾新聞》當日報導引述醫護行者的評論稱有關言論「非常落後」。
這種「非常落後」的言論，把人健康與否幾乎完全看成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即使施政報告提出要設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但醫生主流意見的理解，還是覺得基層醫療是要教育公眾的求醫行為為主，不要胡亂濫用急症室和醫院的服務，在社區的層面如何讓更多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者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然後透過社工及護士尋找到有潛在健康問題的「個案」及早「處理」，這是筆者在葵青的「基層醫療民間高峰會」所理解的「醫、福、社」合作的意思。
沒有人反對要教育公眾健康的生活方式─問題是這種把社區支援與設計視為「gatekeeper」的協作模式，基本上完全沒有環境風險的視角，亦看不到基層的生活選擇，是不可能與收入豐厚的家庭同日而語。簡單而言，這種健康觀是完全沒有給予社區規劃一個相關的位置，相信可以透過相應的城市及交通規劃，降低市民的健康風險。
單單是針對「超重或肥胖」這「健康問題」，署長便完全忽略了，一個需每日花費三小時通勤的城市設計，是消磨了多少本來可以用來做運動的時間。住在北區、屯門、元朗或天水圍的朋友，理應深有體會，準時放工回家已經差不多九時，賣健康新鮮食物的街市都已經關門，領展商場一式一樣的設計，打工仔吃的無不是連鎖快餐店賣的高鹽、高糖、高脂的食物，吃完飯已經差不多十點，這樣被逼出來的生活習慣又怎能做到健康生活？難怪一眾私人健身中心的月票如此搶手，因為時間有價，連做運動也要用錢去迫住做，沒有錢的基層最多只能假日行山(但據說郊野公園又要被開發了)。
可惜政府推出的開發新市鎮計劃，距離市區越來越遠：不論是洪水橋、古洞還是新界北，入住的市民都不可能避免長途通勤的生活。《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這本書就提及到長途通勤對心靈健康的影響：
- 一個人通勤超過四十五分鐘，離婚率就會提高百分之四十；
- 每多通勤10公里，朋友就會離自己遠24公里，朋友與朋友之間就會距離多2.35公里；
- 距離會拉開每一次聯絡感情的成本，這成本是油錢，是你搭車的時間，是你之後恢復元氣所需要的時間；
- 社區越離散，居民越容易在公眾事務銷聲匿跡；
- 通勤一小時的人要多賺四成的人工，生活滿意度才趕得上走路上班的人。
這些不能單單靠改變生活習慣而引致的健康風險，又是否屬於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需要負責處理的範疇呢？
另外一個幾乎完全沒有人提及的健康風險，就是空氣污染。
醫學期刊《刺針》最近便發表了一份報告，為全球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公共健康進行「倒數」。氣候變化不只會令全球出現更多的極端天氣與殺人無數的熱浪，更會令空氣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影響變得更明顯。單單在東南亞，2015年就有超過190萬人因為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當中空氣污染對公眾健康影響最大的，是北韓和中國。在中國，該年就有46,700人因為交通污染而死去。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我們所在環境的污染，包括空氣、水質和土壤，對於我們健康的影響比一般人想像的更高。對於受上一代訓練的醫生來說，這可能是由治療到預防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開始。對於基層來說，政府投放更多的資源去治理污染，產生的健康效益也會更持續和持久，亦更符合因地理而產生的健康差異。
地理分布所造成的健康不平等，是可以靠合適的規劃和政策介入加以扭轉的。健康空氣行動就曾經做過研究，發現香港的路邊空氣污染分佈主要集中在香港的西部。與此同時，香港西部亦有不少地區貧窮率、失業率、單身及失學比例較高，住屋環境比較差的高社會剝奪指數(high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SDI)的地區，人口高度密集，同時與高路邊空氣污染地域相重疊。這些地區包括元朗、屯門、葵青和深水埗。
要將香港變成健康城市，明顯不能單靠治療與要求市民改變生活習慣就能夠做到。究竟應該如何從社區規劃及政策介入的角度著手呢？下一篇會為大家介紹一些外國健康城市的政策介入及社區規劃的例子。
(健康城市之一)
原載於眾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