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掉的又豈止一條菜街

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區被殺，對讀者來說，是代表恢復行車的日常，還是街道的管理失敗？現在坊間的評論，至少遺漏了三個殺街的壞後果：

一) 殺街意味著殺掉更多有創意的街道使用；

二) 殺街根本上殺掉改變交通規劃重車輕人的契機；

三) 殺街相當於殺掉由街道做起的社區政治。

殺掉創意街道使用

很多人討厭大媽歌舞，批評噪音滋擾民居。不少人更有廣場恐懼症，空曠的公共空間，只會聯想到大媽和外傭。

這只是其中一種想像。如果我們想深一層，廣場的空曠，可能只是反映我們的失敗教育，多少父母寧願叫子女在室內有冷氣付費的波波池遊玩，也不肯在室外的空地和草坪和陽光玩遊戲？

在「創不同」舉辦的「行多步實驗室」(Healthy Street Lab)，這個由運輸署支持的社區實驗項目，政府展現了和「殺街」很不一樣的對待街道空間的取態和價值觀。

第一個讓我覺得驚訝的，是有參加項目的政府工程師主動提出在香港街道進行Diagonal Crossing的試驗，就是看可不可以容許人在十字路口打斜過馬路。這在日本澀谷和英國倫敦可見的日常風景，在香港就成為創新試驗，很可惜最後被警方以「安全」理由反對了。

另外一個試驗也非常有趣。實驗團隊在深水埗的東沙島街，引進倫敦的Play Street概念，讓小孩可以在道路上跳飛機、砌Jenga和打音樂鼓，不但獲得附近學校校長的全力支持，相關官員更稱會考慮是否可以把項目恆常化，參考Play Street的做法，由政府部門統籌可供玩樂的街道，供社區團體及個人申請。

這些實驗能夠進行的前提，當然是使用空間的人、與社區、政府之間能否建立信任和良性互動。西洋菜南街的結局，無論責任誰屬，對於整個香港來說，都幾乎是一個最壞的結果，日後社區想再說服政府進行具創意的街頭使用，都將會成為一個很壞的先例。

殺掉改變交通規劃重車輕人的契機

本來，上屆政府在扭轉重車輕人的交通規劃傳統上，也做了不少的嘗試，包括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好‧易行》綱領，嘗試改變社會根深柢固的親汽車文化。前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其新作《不能迴避的現實》，就強調車輛日益增多實乃一種城市病(urban epidemic)，指出增建道路以追上車輛需求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產生供應驅動需求(supply inducing demand)的效應。由此，在一些主要交通擠塞地點，推展行人專區的計劃，也是綱領的要求部分。

運輸署的步行城市策劃組，近日更與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合作，在尖沙咀引入參考倫敦設計的街道指示牌，一改香港運輸政策的老舊和死板形象，

這些綱領和政策，在本質上有不少可以改善的空間。健康空氣行動在「行多步實驗室」中，便擔當引進英國倫敦健康街道概念(Health Streets)的角色。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健康街道重視的是人，而不是車輛。一個街道的設計，究竟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增進人的身體及心靈上的健康？第二，一套能夠量化健康街道設計的工具應該包括什麼指標，這些指標有多大程度上，可以體現街道設計保障到人的健康？

本來，倫敦健康街道的十大指標，包括遮蔭、潔淨空氣、有趣街道元素、安全性等等，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融入香港既有的《香港好‧易行》綱領，轉化香港的街道設計。

但一條西洋菜南街，改變了整個交通規劃範式轉移的勢頭，講街道設計如何改變親汽車文化，焦點轉移到噪音、阻街和如何疏理地區人士的反對，助長了政府部門保守文化的氣焰，日後所有改變都不得不通過菜街事件的心理關口：經歷18年的實驗亦最終失敗，要促成改變難道不應該更加小心嗎？

殺掉由街頭做起的社區政治

比起政策層面更嚴重的，是「殺街」基本上殺掉所有由街頭做起的社區政治。如果說「走入社區」是近幾年最有希望累積政治能量的方式，街道則是所有議題萌生和組織者得以介入的場域。由傘運乘時而起與公共空間相關的議題，包括墟市排檔、街頭表演、「不是垃圾站」，以至推動步行和行人專區的倡議，往往都是立足社區、面向更大議題的社區政治。這些不同的議題，改變了「社區=Not in my back yard」的文化，正正原來社區也有政策倡議，也能夠跳出區議會選區半條屋邨的空間，社區政治才不致完全被所謂地方利益所主導，淪為向政府爭權逐利的政治空間。

這下好了，政府透過一條西洋菜南街原來就可以測試得出，所謂的社區政治有多堅實。說到底，講了這麼久空間政治、走入社區，最後和在社區一直「泵石仔」，堅持以服務建立人脈關係的建制派交鋒，簡直是輸得徹底，不要說爭取社區街坊保留菜街，在社會輿論上基本一直被牽著鼻子走，只能夠在「大媽唱歌也有好聽的」和「我們街道管理如何做得好些」之類的說法兜兜轉轉，竟然沒有什麼人意識到，另一波的社區去政治化勢頭已撲面而來，社區將再次成為NIMBY的代名詞，而永遠失去內在的變革力量。

文字版刊於《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