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反應「堅離地」的根源

任職政府的高官,面對社會運動的經驗和決策過程的框架,大抵會直接套用六七十年代組織社會運動的老套路。如果用一個比較學術的名詞去總結,那就是相信所謂的「資源動員論」。

任職政府的高官,面對社會運動的經驗和決策過程的框架,大抵會直接套用六七十年代組織社會運動的老套路。如果用一個比較學術的名詞去總結,那就是相信所謂的「資源動員論」。

資源動員論的核心是,認為社會運動不可能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自然而生;相信資源動員論的人,認為社會運動本身就是理性計算和高度組織化之下的產物。具體而言,就是社會運動的團體,在過程中動員了多少人力、資金、知識、網絡,甚至是和決策者的接觸渠道,以哪一種具體的抗爭方式,例如是收集簽名、示威、遊行、佔領,去達致改變政治議程和改革社會的目的。

政府思維的老路

在雨傘運動的初期,政府與學聯的「談判」,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政府運用這套框架進行決策,去評估「敵對陣營」(如果套用某些愛國報章的分類)擁有多少資源,然後再動員建制陣營的各種資源,擬訂作戰策略,包括輿論、文宣、談判等去瓦解對方陣營的訴求。

簡單而言,就是相信「有大台」,假設有一個主要的談判對手可作博弈。

今次「反送中」條例修訂的運動,強調Be Water,行動決策雖然也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相對於眾多的參與人數),但群組之間並不存在從屬關係;較為形象化的表達是,網絡與網絡之間是互相平行,但又能就同一具體目標(反送中)行動,因互不從屬,每一個網絡都能夠按照群組的既有特性和現場環境的實際情況,共同擬定出最適當的策略。於是乎,才有在行動現場那種既非常混亂(常常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但又往往能作出(在事後看來)最合理戰略決定的體驗。

套用高重建區塊鏈的比喻,連登/Telegram的大大小小群組就是共享一條區塊鏈的不同節點(nodes),每一個節點並不會經常給出一致的共識(例如是和理非還是勇武,這個分類也有點過時了),但由於有「Proof of Love」,出自對香港共同的愛護與守護核心價值的堅持,即使不同意對方的策略,也可以無視對方的差異,可以「一齊上來一齊走」。

面對沒有大台的群眾,政府的反應是完全癱瘓,然後是用回老套路,找「中間人」connect「年輕人」了解不滿。這種世界觀的系統性差異,是政府「堅離地」反應的根源。

這種世界觀也存在於不少嘗試解釋事件的評論者、希望修補社會撕裂的賢達,甚至是參與運動的市民身上。他們會傾向「理性地」剖析事件,甚至會「政府思維」上身,估計警方奇怪舉動背後的動機,例如為什麼會完全撤出立法會,但卻封鎖上水廣場及沙田新城市廣場圍捕示威者,覺得有一個完全由上而下的理性決策過程。我並不想完全否定這種思維套路,但也應該要理解到「現場環境」,對於行動不確定性的巨大影響,乃至於一個事後看起來極為重要的決定(例如留守還是撤出立法會、是圍捕還是放行示威者),很有可能只是建基於一時情緒反應的「事實」。

沒有人想承認運動生成的原因可能只是出於偶然,政府以至所有參與這件事的市民,每一個人的微小一步,都是共同構築運動發展的「關鍵一步」。但對於政府來說,他們必須歇斯底里地找出「問題的根源」,因為必須要有人為「出亂子」問責,哪怕並不是向香港市民問責。

請大家留意:我並不是認為沒有人需要為香港現時的管治亂局負責,更並非為一些過分使用武力的行為開脫,我只是想強調以「資源動員論」解釋社會行動、並作為決策過程思考框架的重大缺陷。

教授管理學的書籍,必然會提及到3種人類理解世界的經驗法則(Heuristic)。這些經驗法則有助於我們找出世界運行的規律,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發生的事件,但這種簡化的過程,無可避免地會令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產生形形色色的偏差。

未能了解青年所需

政府長年累月抱殘守缺,企圖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希望可以把有能力的青年透過各諮詢架構招攬入政府,完全沒有考慮發展(哪怕是有限度的)政制及社區民主的制度。其必然的結果是,圍繞着建制的人,都是抱持相同的價值觀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我們的官員和領導層,就是以他們日常接觸到的「青年」作為了解香港所有青年的代表,那當然會導致災難性的決策和政治判斷。

這種思維上的偏差,一般稱為Biases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Heuristic;簡單講就是一葉障目,以為眼前可以接觸到的對象(例如秘密會議可以接觸到的青年),竟然可以代表到「青年」這個龐大而混雜的群體。道理看似很簡單,但要真切了解這是人人都會犯上的結構性思維謬誤,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於一些愛好面子、固執己見而性格又要事事爭先的領導人。

現時對於反修例群眾和政府同樣重要的,是如何設定香港人認識整個運動的框架(framing)。不論是反對還是支持的陣營,大家每天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重組我們認識整個事件的切入框架。這個過程對於反修例的群眾可能特別重要,因為人腦的認知限制,我們必須透過一些簡化的角度去了解這個錯綜複雜的世界,當這些簡化的角度成為我們了解世界的經驗法則,但世界卻在快速改變,這些幫助我們了解複雜世界的框架,便成為了思維僵化的根源。

當一些社會賢達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是要「建立互信」,但目的只在於重建一個他們認為一直可行的舊世界時,如何能夠翻轉對方拋出來認識問題的框架(例如派糖/官員問責下台/設立青年議會之類),靈活地運用有利於自身的場景(例如社區連儂牆和港島區以外的社區議題集會遊行),跳脫「good old days」的金剛罩,這應該是現階段反修例群眾(或者是政府如果不想再離地的話)的最重要功課。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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