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一個劃時代的政治語言

我們需要一套劃時代的政治語言去捕捉由6月開始發生的事情。

香港每天都在變化,每天都有新的事件衝擊我們過往牢不可破的認知。例如,原來在管治架構上,員佐級警員的話語權是可以高於政務司司長的。

又例如,原來和平遊行是可以被反對,參加遊行的市民,甚至是路過的途人是可以隨便被警察發射布袋彈、海綿彈、催淚煙波及老人院及民居的。

這些具體的事件,令許多不論是政府要員、專業人士、商界高層、一眾可通天庭的「中間人」、公務員、普通人,以至是警察及其家屬,都無法有效掌握及理解眼前的狀況。於是我們只能夠根據既有的框架去思考問題,尋找所謂的「出路」。

以往警察及其家屬可以用「打份工」之類的講法,去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但當現在連「磨心論」也被不少質疑警力忽然真空而被黑社會群毆的市民所否認之時,警察情緒爆發無處宣洩,只能回噬當初他們効忠的對象。

政府的回應是諮詢、了解、再諮詢,然後仍然不了解 — — 最多把看起來年輕的人都安插在各級的諮詢架構裏就可以了,然後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政治人物則希望轉化當前政治能量為票數,因為我們需要在議會中要對抗極權,「一票都不能少」。

大家近期聽得最多的應該是「Be water」和「兄弟爬山」,好像這樣說令普通人可以安心一些,可以對暴力的升級視而不見,可以掩蓋路線分歧的事實。

撕裂源於理解框架失效。與其日復日跟一些不相信眼前發生什麼事的人解釋發生什麼事,我們首先要能夠講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現在的政權給不了我們什麼。

「那就不是五大訴求嗎?」

直覺來說,肯定是的。幾乎所有聯署都強調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很多香港人都會同意這點。但五大訴求本身並不是一套有效的政治語言,解釋為什麼有一部分的人會不認命,然後一直走到現在。

我的界外觀察主要集中以下兩點:

一、我們想要自我主宰社區的共同命運

為什麼大家會如此被「齊上齊落」的畫面感動?為什麼聽到某抵港航班的機長說「香港人加油」會令人落淚?因為這些都激起同情共感的命運共同體想像。共同體具體可以是什麼?對於住在香港的你我他,就是一個個土生土長的社區,所以現在大家遊行會去上水廣場、會去屯門公園、會去沙田新城市廣場和元朗大馬路。

我都不記得有多少年,住在這些「偏遠地區」的人,必須過海去金鐘中環維園那些地方參加集會遊行,好像整個香港就只有香港島似的。

想想當年皇后碼頭講本土歷史,要連接遙遠的殖民抗爭史。現在不用了,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我們可以互相訴說在元朗西鐵站內經歷什麼、也可以和同事談論沙田新城市廣場的那一夜如何改變大家對警察的觀感、不一定要到立法會或政總才算是參加了政治活動,那些地方其實本來就距離民居很遠。香港有多少人會住在金鐘或中環?

由於社區的高度政治化,一些本來根本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例如輕鬆便佔據元朗大馬路或者是上水新運路、超大量自發的tactical urbanism、各區生生不息的連儂牆,忽然間每一個日常(而不是特定場景)的社區空間都變得超具政治意涵;因為原來只要去元朗買一個老婆餅、在大埔火車站共同管理貼memo紙的空間,甚至乎一間公司決定開放給遊行市民「棲息」的每一個微小行動,現在都是一個政治立場的宣示了。這一種自己決定自己行動與否、但又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社會狀態,其實意味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多些哪怕只是一點點額外的東西。

我們這一班人,非常在意我們生活的社區變成怎樣。我們要行動,我們要主宰社區的命運。不再是精英主導,不再只有金鐘中環。

二、我們想要日常生活制度的改變

與第一點密切相關,精英(包括社運組織者)都渴望與追求制度的改變。這沒有錯。問題是,與日常生活的距離,所以才有所謂的民主與民生之辯、蛇齋餅糭和失落的長者。但如果是「日常生活」制度的改變又怎樣?

把過往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變為「社區市政局」?每區的關注點都會不同,例如屯門可能是屯門公園、上水可能是新豐路的水貨客、元朗可能是某些潛藏在村落的社團。關鍵是要足夠的財政權和改變社區現狀的意志。

大家有沒有動力把現在每個星期都付出的力量,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以行動掃除對升級暴力與未知的恐懼?

行為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非常着重環境設計對一個人行為的影響。套用在政治制度,就是我們不可能只顧着換人,正如換公司CEO不會改善公司業績、炒領隊不會令球隊奪得聯賽冠軍一樣。問責是一回事,要改變現狀是另一回事。

我們需要的,不是單純制度上的改變,而是日常生活的改變。我們不需要更多架床疊屋而毫無代表作用的諮詢架構,我們需要的是現場、是社區、是日常生活的環境。那可以是一條經常擠塞的馬路,可以是經常被大媽佔據的公園,可以是從來都沒有本地人用的化妝品一條街,也可以是各式各樣的,令得我們日常生活異化、憤怒、不安定、被剝奪、沒有自主感覺的所有日常環境。

我真心覺得香港需要一個劃時代、可以代表脈搏與動態變化的政治語言來描繪、呈現現時慢慢凝結的、與過往不同的社群情緒。這需要每一個人去具體描畫,我寫幾句我希望現在香港可以做的事:

・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不服從的權利。

・我希望正義可以得到伸張,那些行使暴力的暴徒,無論是以制服、還是白衣人的身份出現,都可以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我希望元朗人可以穿上黑衣買B仔涼粉而不再恐懼。

・我希望曾經被打、被槍擊、被恐嚇的香港市民、社工和記者,都可以讓曾經一起共同付出的、被犧性掉的部分得到成果,那就是一個民主的、能夠可以自己話事的、而不是日日抱怨但又無力改變現在的社區。

「希望就在於擁抱未知與不可知的事物,是絕對樂觀與絕對悲觀以外的另一條出路」。題為「黑暗中的希望」,在泰特現代藝術館找到的斷句,與各位讀者共勉。

Hope is an embrace of the unknown and the unknowable, an alternative to the certainty of both optimists and pessimists — Rebecca Solnit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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