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彈會影響空氣質素嗎?

我們是否可以使用環保署空氣質素監測站的數值來評估催淚煙的污染?本文會集中分析8月11日葵芳地鐵站事件、10月28日屯門不明氣體洩漏事件、及11月11日理工大學事件。

首先,催淚彈的主要化學成份是CS (2-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在常溫之下是固體,鎗枝發射時的高溫會把CS氣化成煙霧。當催淚彈發射完畢,空氣會把煙霧冷卻為白色粉末,8月11日葵芳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後,隨處在地下和扶手電梯可見、令不少路過乘客不適或起紅疹的白色粉末,相信就是CS或CS的衍生物。

空氣質素監測站是否可以偵查到葵芳地鐵站內的CS污染?顯然不能,因為葵芳的空氣質素監測站是位於離地13米高的葵涌警署內;但空氣質素監測站的「正常運作」是否反映催淚彈及其殘餘物對空氣質素以至社區影響有限?顯然和市民的實際經歷和接觸後症狀大有出入。

10月28日「屯門不明氣體洩漏事件」,當日下午3時左右開始,消防處陸續接報18宗屯門區有刺鼻氣味傳出的緊急召喚。當日環保署屯門空氣監測站的數據表列如下:

表一:10月28日屯門空氣質素監測站下午二時至七時空氣污染物一小時平均值濃度比較

環保署嘗試以「區域性污染」的框架去解釋事件,不過實在是太牽強了。首先,代表區域性污染的空氣污染物臭氧,其濃度雖然於下午三時達到153.2的峰值,但卻在一小時後急速減半。一般而言,如果是由於區域性污染而導致空氣污染急升,高濃度的臭氧會在整個下午維持,甚至有機會在晚上仍維持超過100微克/立方米的高濃度,不太可能在下午四時就開始消散。

我們知道CS並不是PM2.5或PM10,但發射催淚彈後附近的PM2.5濃度的確會顯著上升,其道理就像有人在附近燃燒雜物一樣。由表一可見,屯門區的PM2.5由下午二時的42.9微克/立方米急升55%,至下午三時的66.2微克/立方米;PM10的升幅更接近1倍。PM2.5及PM10的濃度分別在下午四時及五時達至峰值,如果結合消防處當日接獲報告的時間,毒煙霧由三時半開始的屯門北,一直蔓延至四時十五分抵達洪祥路,十分接近環保署屯門空氣監測站所在的屯門公共圖書館。

圖一:10月28日「屯門不明氣體洩漏事件」時序分析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其網誌的分析,如此擴散模式基本上否定了臭氧之類的區域性污染的說法。雖然他認為排放源不太可能來自大興行動中心,而認為可能來自礦山村一帶,但另一位前天文台台長李本瀅的回應,則以微風風向不定及「街道峽谷」為理由,指出風向由東向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大興行動基地為污染源。就這一點,筆者找出一份規劃署研究屯門氣流的文件,引證了李本瀅的猜測,即便是當日香港主要風向是西北,屯門北仍是可以有橫向的風流,例如是良景至寶田/青田/石排頭作為東西流向的通道,由此推斷,仍不能排除污染物是來自大興行動基地或青山操炮區的可能性。

圖二:屯門北年均風向流動分析 (資料來源:規劃署)

而兩位台長未有提及的,是屯門空氣質素監測站PM上升及維持高水平,臭氧卻在下午四時起掉頭急跌的現象,由催淚彈的化學特性推測,該時段(即10月28日下午3時)在屯門北有催淚煙泄漏的可能性不低,於是乎引發了屯門區下午的局部空氣污染事件。

如果讀者嫌以上的推論太間接,我們必須明白,只有政府或大學相關研究空氣流動模型的部門,才有財力和人力去細緻了解一些複雜的關係,包括建築物對風流向的實際影響,乃至於當日懸浮粒子的背景濃度,亦需要研究有機化學的專家,確認大規模使用催淚彈與生成懸浮粒子之間的關係。在本文完結之前,我想再引用於11月11日,在理工大學發射一輪催淚彈後,我在中午以儀器實測理大的PM2.5數值。

圖三: 11月11日中午在理工大學實測PM2.5
表二:11月11日中午時分理工大學的PM2.5數值與世衛標準比較

我走訪整個校園不同部分,最高的PM2.5值竟有374微克/立方米(或世衛標準的15倍)!30分鐘的平均值也有161微克/立方米(或世衛標準的6.4倍)。我再次強調,當然PM2.5不會等同於CS,但考慮到沒有更好的proxy,在政府不會在社區設立空氣污染監測站的情況下,由民間自發設立社區空氣污染監測站,收集空氣污染數據以作進一步的社區健康影響分析及評估,應是市民吸催淚彈成為日常的當下刻不容緩的工作,尤其是手握大量資訊和資源的學界。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對於警察殺入大學校園大肆發射催淚彈的行動,我必須在此嚴厲譴責。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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